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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李元中案”与警察违法责任  

2009-08-16 21:13: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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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指出,涉及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案件不起诉率很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公务人员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极低的定罪风险在无形中鼓励更多的司法工作人员去进行以权谋私。

 

东莞“李元中案”与警察违法责任

 

作者:龙希成

 

原籍湖南汉寿县的东莞民工李元中,423日从一皮料市场室内档口前的小型脚手架上摔下身亡,其致死的责任归属问题引起多家媒体和法学专家关注。此前,“李元中被害赔偿案例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法学专家表示,李元中虽是东莞一个普通装修工,使他致死的责任归属问题却反映出现行法律和行政制度许多有待改进之处。


案情简单  责任未定


该案案情简单:正在东莞厚街医院门口用自行车等客的周强(化名)看见警察龚淦祥(警号158523)跑过来抓他,骑车就跑,龚淦祥紧追其后,边追边喊:“抓住他!”周(因惧怕这名警察抓车罚款)骑车慌乱中拐进一皮料市场内通道,这时市场内数名保安听到警察喊声,拦截周强去路,其中一保安奋力踹自行车一脚,骑车人周强随即“连车带人”撞到脚手架,使脚手架整体移动越1米,致使正在3米多高脚手架上,从事室内、临时、简易装修工作的李元中摔落地下,事发后,当事警察对倒在血泊中的李元中视而不见,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而是继续追赶骑车人周强,并从隔壁的B218档口抓出了周强,用绳子将周捆绑在出事的脚手架上示众数小时,李元中被其哥哥李益中及工友,送医院不后即宣告死亡。

该案难点在于,致李元中无辜死亡的损害赔偿责任有待界定。起初,警方认为周强骑车撞移脚手架致李元中死亡,因此答复家属说:“人(周强)我们已经抓了。”保安方面认为自己“协助警察”是应尽的职责和义务。雇李元中来做装修活的包工头则说自己没有责任,因为是室内、临时、简易装修,本身是安全的,死亡是由于警察追缉、堵截骑车人周强所引致的不可抗外力,况且自己已尽最大努力承担了部分医疗和费用。

被害人亲属及其代理人则认为,警察龚淦祥在案发前经常性抓车创收、在闹市区追缉骑车人周强并邀约保安进行堵截的行为,是导致李元中死亡的原因,应承担责任;被害人亲属及其代理人还提出了76万余元的赔偿要求。而法学专家则着重从法理与制度上分析事故原因、责任及其改进途径。


警察违法职务行为是致死原因


有多份证人证词显示,河田派出所警察龚淦祥经常在厚街医院门口抓车创收。龚淦祥抓到车后,要么扣押自行车,要么罚款200元了事,也不开扣车单或罚款收据。让人奇怪的是,事发当天周强用自行车等待载客,怎会“涉嫌非法营运”?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认为,即便周强用自行车等待载客涉嫌非法营运,警察龚淦祥的行为也违反了国家有关执法应安全执法、依法执法和文明执法的规定,其行为是违法执行职务行为

首 先,警察龚淦祥的行为是执行职务行为,因为他是穿着警服在上班时间,利用警察的职权开展工作。同时,警察龚淦祥执行职务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因为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规定,管理自行车载人之类一般交规事项属交通警察的职责范围。而作为治安警察的龚淦祥的“越权执法”行为也违反了依法执法的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7条规定“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40条规定对于当场发现的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和安全的违法行为,警察应该“口头告知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依据,向违法行为人提出口头警告,纠正违法行为后放行”,而不是罚款;《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33条 规定“在疏导交通堵塞时,对违法行为人以提醒、教育为主,不处罚轻微违法行为”,第43条规定“未造成影响道路通行和安全的后果且违法行为人已经消除违法 状态的,可以认定为轻微违法行为”,第44条规定“对轻微违法行为,口头告知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依据,纠正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后放行”。可见,对 于在厚街医院门口用自行车等待载客的周强,警察龚淦祥不应该闹市区当街追辑或罚款。

即便是罚款,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规定,对骑自行车人最高罚款限额是50元,而龚淦祥对违法行为人罚款200元;第108条规定罚款应当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若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而龚淦祥经常性抓车后扣车或罚款,不向违法行为人开扣车单或罚款收据。因此,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5条和《行政处罚法》第56条规定,应给予警察龚淦祥及其所在公安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行政处分。

更严重的是,警察龚淦祥当街追缉并邀约保安堵截骑车人周强的行为,直接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条和2001年公安部令第58号第33条关于安全执法的规定,违反了《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73条要求警察查处违法行为必须“选择不妨碍道路通行和安全的地点进行”的规定。违反安全执法的规定,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就会给违章人或其他人员造成人身和财物损害。

本案正是由于警察龚淦祥在执法时对骑车人进行追截,导致李元中被摔死,因此,警察龚淦祥所在公安机关要负担赔偿责任。同时,根据《刑法》第397条,警察龚淦祥的行为造成死亡1人以上,构成滥用职权罪。警察龚淦祥和保安把骑车人周强“捆绑在脚手架上示众”的行为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9条和第80条要求文明执法的规定,更涉嫌“非法拘禁罪”。

姜明安教授认为,东莞警察抓车创收致李元中死亡案例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值得我们从制度上反思。首先,有关公安机关不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2条规定,未严格实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制度,不按规定将收缴的罚款以及依法没收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库,致使警察和派出所有创收的积极性。本案警察龚淦祥经常性抓车正是由于利益驱动所致。其次,执法监督存在严重漏洞。《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4条 规定警察的执法活动要“接受行政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公安机关督察部门要对“警察执行法律、法规和遵守纪律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第85条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公安机关及警察“不严格执法以及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检举、控告”。因此,在当前全国公安系统执法规范化建设与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活动中,通 过本案例追究警察龚淦祥及其所在公安机关的责任将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和积极意义。

中 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认为,由于“禁摩”之后,市场对“摩的”需求仍在,在公交不发达的城市区域内,用自行车载客就部分适应了这种需求,在此情 势下,有关公安机关把自行车载客行为定性为“非法营运”,为本部门创收打开通道。由此可见,警察龚淦祥及其所在公安机关在执法规范化建设方面存在严重问 题,应该对本案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问题是,就致李元中死亡这一后果而言,民警龚某的追车行为是条件还是原因呢?或者是直接原因还是多个原因之一呢?中国权威民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认为,在 本案中,跟人身损害发生因果关系的是当事警察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表面上看,损害后果好像与当事警察的违法职务行为没有关系:当事警察追赶骑车人,保安协 助踹上一脚,自行车撞倒在脚手架上,人摔下来死了。但是在法律上应该明确,如果没有当事警察第一个行为,所有后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当事警察的违法职 务行为,绝对不是条件,而是构成李元中死亡后果的原因。尽管这个原因又有其他行为加进来以后,才造成人摔死的后果,但是,保安拦截、踹车的行为并非独立行 为,而是应警察“抓住他!”的要求而实施的协助行为。根据《人民警察法》第34条规定,警察是执法人员,保安予以协助。因此,保安的行为是在协助警察的违法职务行为中,造成了受害人李元中死亡的后果。

有关雇李元中做装修活的包工头是否承担有关安全施工的责任问题,杨立新教授认为,在上有顶棚覆盖的市场室内档口从事简易、临时性装修招牌工作,并不违反《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如果骑车人不被保安踹一脚“连车带人”撞上脚手架,他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损害赔偿责任既分散不到保安身上,也分散不到装修施工包工头身上。李元中被摔死是当事警察违法执行职务行为造成的后果,该案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应由当事警察所在公安机关承担。


公安机关如何做到信息公开和接受监督


然而,该案久拖未决的困难就在于,涉及警察违法和其所在公安机关承担责任,迄今为止,公安机关因掌握立案侦查的职权,致使被害人亲属及其代理人维权行为举步维艰。

被害人亲属及其代理人要求看监控录象,市场方称录象已被公安机关取走;被害人亲属及其代理人经过再三请求,才被公安机关勉强同意看录象。被害人亲属及其代理人要求会见“肇事者”周强和当事保安,公安机关则予以回绝,而这两位证人是了解案件事实真相的关键。

“从这个案子来讨论信息公开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公安的信息不公开,要想解决公安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说。“肇事者”周强和当事保安是案发现场的第一参与者和见证人,如此关键和重要的证人的信息,公安机关若不公开,则本案很难解决。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案件,应直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或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批准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同时,根据《人民警察法》第45条 规定,该案即便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也应当实行回避,不应由涉嫌承担责任的厚街公安分局及河田派出所立案侦查,更不应由涉嫌犯罪的警察龚淦祥所在河田派出 所同事进行立案侦查。从案件材料看,迄今为止,厚街公安分局及河田派出所仅是对“肇事者”周强进行立案侦查,而这个立案侦查过程已经结束,移送检察机关, 而检察机关也已作出对骑车人周强不起诉的决定,这是说“周强案”已经了结。但问题是,针对涉嫌犯罪的警察龚淦祥和涉嫌承担责任的厚街公安分局及河田派出所 的立案侦查还根本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人民警察法》第42条“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第43条“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变更”,第46条“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和第47条“公安机关建立督察制度,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执行法律、法规、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等规定,被害人亲属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检举、控告,要求追究当事警察的刑事责任并附带民事赔偿,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接待了来访,并对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信访介绍信。516日,被害人亲属将信访介绍信连同举报材料通过特快专递寄给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同时将举报材料寄给广东省公安厅执法违纪举报中心;517日,这两家单位均已收到举报材料,但时至今日,两个单位均未作回复。

何兵说:“我们在制度上,对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都是有的,但为什么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呢?这里的关键是要有来自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在其新著《司法工作人员(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管人员)犯罪研究》中指出,事实是涉及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案件不起诉率很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公务人员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极低的定罪风险在无形中鼓励更多的司法工作人员去进行以权谋私。

由于警察抓自行车创收致人死亡的事件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李元中被害赔偿案”能否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能否成为治理“警察抓车创收”现象的标志性事件,能否成为推进监督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制度建设的契机之一?

这是越来越多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也是对现行司法工作人员职务违法犯罪监督制度有效性的检验。

  (作者系原南方报业集团资深评论员,清华大学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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